《改革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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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内涵转换、维度指向与质量标准

  

 

摘要: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呼应乡村社区社会结构变化的期盼,是保障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础,也是构建“乡村社区公共性”的源流本源,应发挥乡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核心作用。破解乡村治理的认知迷思和行动误区,需要对乡村治理的内涵属性、维度构成和质量标准等核心问题进行彻底性的思考以及系统性的关照,尤其要从技术性角度、功能性角度、结果性角度、价值性角度解构乡村治理的基本概念,深刻诠释乡村治理从一元到多元、从割裂到融合、从效率到效能、从公平到共享四个方面的内涵向度转换。通过系统梳理乡村治理在技术、内容、机制、保障四个维度内的架构,提出应构建以人本化目标、精细化运作、平台化服务、品质化效能、网络化行动作为质量标准的乡村治理体系。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属性,维度构成,质量标准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respond to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in rural communities, is the basis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publicity". Therefore, rural communities should play the core role of multip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rack rural governance the myth of the cognitive and action of myth,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properties, dimension and quality standard of thoroughness on the core issues, such as thinking and systematic atten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Angle of the techn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of sex, sex value deconstruction the basic concept of rural governanc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rural governance from one yuan to diversity, from fragmentation to fusion, from efficiency to efficiency, from fair to share four aspect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arget transformation.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structure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content, mechanism and guarante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people-oriented goals, refined operation, platform-based service, quality-oriented efficiency and networked action as the quality standard.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nnotation attribute, dimension composition, quality standard
摘自《改革与战略》杂志,知网收录。
一、乡村治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
城市化进程的换挡提速以及城乡关系的跃迁,造成了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乡村要素严重流失的局面。我国治理的重心开始向乡村转移,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而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于实现乡村产业的兴旺、生态环境的宜居、乡村社会的文明、生活需求的满足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社区活动的公共参与、社区治理的善治有效,最终满足新时代乡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探究乡村治理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通过乡村治理来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是现阶段的重要议题。
(一)乡村治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对象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推动器和压舱石。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涵意蕴体现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着眼于促进乡村和谐稳定,维护民众基本权益,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推进乡村治理转型与创新,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首先要回答的是实现对象的问题,这里的实现对象不是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振兴,而是围绕乡村建设、乡镇管理能力、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民间组织发展以及乡村环境等方面所产生的乡村治理问题。乡村治理是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实现对象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保障的关键,因为乡村治理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等改善的源头动力所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而乡村的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以及民众生活改善则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外延,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整体内涵,但乡村治理才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对象。否则,尽管对产业结构、乡风建设等进行了调整与整改,但若没有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仍会产生村民共识分散、利益冲突加剧、乡村秩序混乱等一系列影响乡村振兴的问题。因此,应从乡村治理出发,协调整合各方利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凝聚村民共识,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态环境宜居以及乡风文明建设,更好地实现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
(二)乡村治理是呼应乡村社区社会结构变化的期盼
在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所带来城乡关系转变的同时,乡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乡村稳定结构模式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具体而言,乡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乡村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乡村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产业,导致了乡村的老龄化、空壳化、空心化。二是乡村社区社会的分化。在乡村社会的加速转型期,乡村社区社会的分化烈度、广度、深度以及速度较为明显,农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与之相随的就是乡村社区社会阶层的分化,集中表现在职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和教育的分化。三是村庄类型的多样化。基于历史传统、地域位置、社会经济以及人口结构的差距,不同乡村表现出不同的产业样态、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及不同的社会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乡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乡村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动态性、差异性以及综合性,这种乡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乡村村庄之间发展的差异变化,也同样反映在乡村社区内部发展的层次变化。因此,乡村社区的多样化以及个性化,要求乡村治理手段也应是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乡村社区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求乡村治理手段也应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只有真正体现乡村社区社会结构变化期盼的乡村治理,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乡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三)乡村治理是保障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础
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数量已成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从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去考量,不仅要洞悉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供给规模、供给模式、供给质量以及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更要深入剖析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全面性、有效性、便捷性以及公平性,对于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要防范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机制不健全、供给服务不公平等问题。基于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为了确保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立足三个原则建构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治理进路。首先是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科学性。根据乡村社区现实需求的变化,增强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制度设计的指向性,让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真正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前提,从而提高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其次是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开拓乡村基层组织的自治功能,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供给组织结构。最后是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便捷性。无论是乡村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生活的社区服务中心等“硬件”设施抑或是教育医疗条件、群众文体活动等“软件”公共服务,都应以乡村社区居民的便捷使用为出发点,以改善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落脚点,提升乡村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四)乡村治理是构建“乡村社区公共性”的源流本源
“乡村社区公共性”作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是有效整合动员社会力量,提升乡村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增强乡村社区凝聚力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乡村社区治理能力的价值导向。“乡村社区公共性”主要体现于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两个维度:从价值取向来看,“乡村社区公共性”指向乡村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价值目标,形成集体意识、行为规范以及共同的精神文化心理,实现乡村社区的多元合作治理;从实践取向来看,“乡村社区公共性”意指以人们的理性参与为基础,通过对公共事务展开平等对话、协商、沟通和讨论,就公共事务达成一致共识,并采取行动的过程。“乡村社区公共性”主要体现为乡村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以及为维护和增进社区公共利益而自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目标状态。“乡村社区公共性”是乡村社区整合程度的体现,它与乡村社区居民的交往方式、参与公共活动方式以及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息息相关,其建立在乡村社区居民对于公共价值和美好社区生活秩序的追求之上,是乡村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和秩序基础。构建“乡村社区公共性”需要外部支持体系的构建、社区自组织载体的搭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及社区公共精神的重构,这些都是乡村社区治理的内涵要义。如此,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乡村治理,应成为构建“乡村社区公共性”的源流本源。
(五)乡村治理是发挥乡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核心因素
乡村治理是政府机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等乡村治理主体,通过一定的制度模式共同把乡村社区的事务活动管理好的过程。因此,厘清当前我国乡村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公共事务的参与方式以及在乡村治理中所起到的角色作用,发挥好乡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有效缓解乡村社区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立足现阶段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情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政府机构的指导引导作用、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以及村民个人的核心要素作用,实现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乡村社区治理新体系成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理念和路径选择,这充分体现了乡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地位。乡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依赖于乡村社区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治理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制度保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发挥乡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用需要加强和提高党组织对于乡村建设的领导作用,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还要加强乡村社区居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培养。然而,上述需求的实现必须以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为先导,通过乡村治理,为乡村社区多元协同提供制度基础保障,推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因此,乡村治理为乡村社区多元协同提供了实现环境,对于发挥乡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具有核心作用。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概念解析与内涵转换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治理不仅承载着乡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成为学术界所关注讨论的热点。在乡村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的现实情境下,亟须对乡村治理的底色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系统的思考,深刻领悟乡村治理的本质内涵,系统梳理其内涵向度的转换,寻找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归结点。
(一)乡村治理的多维度概念解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目前学术界大多是从技术性、功能性、结果性和价值性四个角度对乡村治理的概念进行解读的。
1.技术性角度概念
从技术性角度界定乡村治理主要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于乡村治理的功能影响。高国伟等[1]认为,乡村治理是一个需要多元主体全过程协同合作,借助于信息技术以及信息知识的共享,促进乡村由传统的科层治理转向网络治理、技术治理、知识治理的过程,从而促进乡村治理的便捷化、精准化和高效化。沈费伟[2]更进一步指出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指信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信息存储挖掘技术,还涵盖了电子政务平台、社会治理信息系统以及交通安全等管制系统,其中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技术,通过各种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最终实现乡村宜居宜业、智能高效的治理目标。也有学者从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功能视角出发,认为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加工和处理,建立政务信息网、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沟通平台和网上监督平台,将其应用于乡村的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村民活动、邻里关系、社会治安、教育医疗等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领域,便于各级政府部门精准快速决策,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的精准化、个性化、时效化[3]。此类概念解析的重点在于以乡村治理的技术路径为切入点,强调大数据、云平台、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于乡村治理效能的支撑作用。乡村治理依托于各种数据平台以及终端设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数据信息的实时传递,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效能,降低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2.功能性角度概念从功能性角度界定乡村治理主要强调现代化治理的协调管控、服务功能以及公共资源整合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作用效果。张明皓[4]基于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将乡村治理定位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诉求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认为它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顶层设计的针对性回应,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党国英[5]进一步指出,乡村治理就是发挥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政府机构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功能的活动。杨新荣等[6]认为乡村治理的本质功能就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地方社会文化、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的投入和服务能力、自然资源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进而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居民生活改善、乡村经济的有序高效运行。卢福营[7]通过对当代浙江乡村治理变迁进行研究,认为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协同合作,对乡村公共权利进行配置运作以及对乡村社会实施组织、管理和调控等活动是乡村治理协调管控、优化整合功能的体现。此类概念解析的重点在于以协调管控、服务居民、资源整合等功能为切入点,强调通过乡村治理手段、治理方式的变革实现乡村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并以此提升乡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
3.结果性角度概念
从结果性角度界定乡村治理主要强调乡村治理能否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胡红霞等[8]认为,乡村治理应以回应乡村居民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主要目标,通过乡村治理模式、治理手段和治理环境的改变,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加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解决以及城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王欣亮等[3]认为,目前乡村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模式多样化、治理能力差异化等特征,而大数据等技术已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动力,通过数据整合、数据服务、数据预测等方式可以实现治理主体的协同化、治理内容的精准化、治理手段的有效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崔晓彤等[9]提出,乡村治理从理论层面讲就是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同乡村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乡村提供稳定的治理基础;从实践层面讲就是通过探索“三治”结合模式,逐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进一步改善乡村居民生活,保障农民根本利益的有效实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实现乡村资源的整合创新以及乡村的有序发展。此类概念解析的重点在于以乡村治理的结果为切入点,强调乡村治理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
4.价值性角度概念
从价值性角度界定乡村治理主要强调乡村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路径重塑。凌烨丽等[10]指出,乡村治理是以追求乡村共同利益为目标、以价值理念和基本道德为行动指南、以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的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也有学者指出,乡村治理以乡村公共精神价值认同为基础实现乡村社会自治,以乡村公共精神价值认同为理念构建多元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以乡村公共精神价值认同为指引推进政府从管制、管理到治理和服务转变,实现乡村善治需要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为其提供价值理念先导[11]。李山[12]认为,乡村治理是多元社会参与主体就乡村公共议题展开协商对话与追求公共性价值的网络化多元合作共治的集体行动,乡村治理的目标是实现乡村秩序和谐,而乡村秩序的维持需要依托乡村的内生性,乡村的内生性则又需要以乡村公共领域为行动场域,以践行公共性价值的行动者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共同推进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吴春梅等[13]认为,在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期,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在相互依存、互信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协调谈判、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最大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高乡村治理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含要义。此类概念解析的重点在于以乡村治理的价值导向为切入点,强调乡村治理的精神价值内核以及公共价值认同。
上述从技术性、功能性、结果性和价值性四个角度对乡村治理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展现了不同维度视角下对于乡村治理本质属性的全面解析,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对于乡村治理概念内涵的界定存在着差异性。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必然是囊括技术性、功能性、结果性和价值性的综合系统工程,每一个维度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支撑。因此,廓清乡村治理的本质内涵不能仅仅从单向度出发,还必须立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洞悉其本质属性。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关键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正在从“管理”向“服务”嬗变,这一转换要求以乡村居民为本,重视乡村居民需求、公共精神价值,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乡村居民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就需要在乡村治理中以乡村居民的需求为突破点,敢于并善于尊重民意。因此,满足人民需求、增进人民福祉必然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应该始终把乡村居民的内生需求、乡村社区的公共性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将乡村居民对于生存、发展、幸福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内化为乡村居民的共同价值观,将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满足居民需求、整合乡村资源、优化组织形态、强化多元合作作为乡村治理的目标使命。与此同时,在满足乡村居民需求、公共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还应该面向个体这一公共性生发的原点,满足个人个性化的需求,以个人利益、需求的满足为基点推动实现乡村整体的发展。
综上,解析乡村治理的概念,应从人本性、公平性、科学性、互动性、技术性、价值性等多维度透视,从乡村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治理结构、治理目标等核心要素进行洞悉。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就是乡镇政府、其他权威机构以及各种民间社会力量等多种主体,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导向,通过良性互动和共同运作,影响和调控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
(二)乡村治理内涵的多向度转换
1.从一元到多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乡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和乡镇政府的日益“悬浮化”导致党组织和政府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单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不仅难以顺应现阶段乡村转型过程中公共资源的整合重组、乡村居民需求的多样化、乡村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化等新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掣肘乡村居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信息交流的对称性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可行性等新情况。实践证明,单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将导致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处于绝对的优势控制地位,而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治理资源,包办乡村社会一切事物,缺乏对于乡村居民需求表达的真实反馈,导致乡村治理效能较低。现代化乡村治理则强调乡村精英、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党委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通过平等对话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就要求政府逐步简政放权,将居于村民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管理机关重新放回村民社会之中,鼓励村民自治组织与乡村民间组织等也成为乡村的治理主体,构建乡村治理的多元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乡村治理结构由传统的单中心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型,形成多元治理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这一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将取代传统的单中心一元治理模式,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选择。
2.从割裂到融合
20世纪80年代的“乡政村治”治理体制具有其历史善意和正当性:一方面它赋予了广大农民民主自治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也使国家摆脱了向广袤农村地区供给公共产品的财政压力和负担。但是,这样的治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村庄基层社会与村以上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联系的统一,乡镇政权组织通过某些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村务决策,法定的乡村指导关系在某种程度被虚置,形成了村与村以上社会封闭隔离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村与村以上社会分割分治的治理格局,导致了“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无息纷争,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低效。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融合治理要求注重乡村治理机制设计的上下贯通性、综合协同性、信息共享性、绩效最大化和可持续性,改变“乡政村治”的分割治理格局,以乡村之间的贯通性、共享性、衔接性的方式服务于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中村与村以上社会形成融合共治的治理格局。乡村融合治理体现为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贯通、治理组织的乡—村衔接、治理事务的乡—村协作、治理经费的乡—村共担、治理信息的乡—村共享、治理运作的乡—村协同等合作共治的治理体制。乡村融合治理在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性的基础上,更突出民主内生性的有机结合,打破了以往乡与村的行政领导关系以及控制与自治并存、政府控制处于支配地位的治理误区,转而更加强调国家权力向社会复归,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认同依归,将乡村治理推进到政府主导和民主自治相结合的新阶段。这一崭新的认知转变,真正推动了乡村治理从割裂到融合的重大超越,真正实现了乡镇组织和村级组织从行政支配到民主合作的转变,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更加民主化、协同化、精准化。
3.从效率到效能
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强调的是方法,而效能则强调的是产生的结果。在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以注重效率为导向,强调组织的各种投入要素与产出之间的比率达到最大化,而对于乡村社会全方位、多层次、长远性的发展思考,乡村居民的自由、民主、自治等政治权力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展现以及多样化的需求关注较少。随着乡村建设的转型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的全方位发展的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的现实期盼,以效率为导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乡村治理方式以及短期凸显基层政府“政绩”的农村公共产品的过剩供给只能改善当前的乡村状况,满足部分居民的部分需求,而对于乡村的持续发展缺乏长久性的考量,乡村居民的多样化、高层次的需求难以真正得到满足。以效率为导向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有效顺应乡村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难以满足乡村居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难以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现代化乡村治理强调乡村应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的持续发展,确立乡村居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追求乡村现阶段的改变,满足政府的政绩工程,强调效率、成本等的投入产出回报。乡村发展、居民需求的满足依靠传统的“被动供给、被动服务、被动治理”等方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制度保障、村民自治等手段来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够为乡村治理主体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和合作平台,从而进一步释放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合作潜能,最大限度发挥各方利益主体优势,促使乡村治理模式从效率至上转换为效能提升,打造集人本化、公平化、长效化、精准化、智慧化等价值意蕴为一体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4.从公平到共享
乡村治理的公平性,是指乡村居民能够平等地享有乡村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安全保障、公共卫生等乡村公共服务的机会程度。但是,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公平性主要是一种相对公平,是确保无论在何地的乡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大体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平性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之一,同时也凸显出乡村公共服务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主导供给的路径依赖,并且供给质量、供给水平等相对较差,乡村居民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等问题。随着乡村建设的转型、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多样化、个性化、本土化、差异化的乡村公共服务需求成为新时代趋势的背景下,乡村居民不仅关注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更关注公共服务的共享性。共享的乡村公共服务要求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层次化、多样化、弹性化,并且具有高度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回应性。
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共享性必须依靠乡村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充分释放、激发乡村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的能动性,乡村公共服务不再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供给,而是要通过多元参与主体共同协商和共同投入,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乡村居民不再是公共服务被动的接受者,“填鸭式”的供给模式将被摒弃,要尊重乡村居民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需求表达、决策参与、评价监督等过程的主体地位,形成乡村居民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受的乡村公共服务互动模式。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从公平性导向提升到共享性导向,调动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仅能够缓解政府供给乡村公共服务的压力,还能消除政府供给和居民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保证乡村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无缝对接。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维度指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囊括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精准化、治理模式的多样化、治理手段的智慧化、治理效能的善治化以及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等。这就要求对乡村治理维度进行深入剖析,探寻其内在机理,梳理其系统逻辑。通过对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检视与理论探究,可从技术、内容、机制、保障四个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解构,其中,技术维度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内容维度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维度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保障维度是乡村治理的保障。
(一)技术维度
乡村治理的技术维度是指支撑乡村健康稳定发展的信息科学技术以及大数据信息平台。技术维度是实现政府治理变革、乡村善治目标的基础和动力。技术维度的价值功能在于它为驱动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设施条件和技术依赖,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也为实现以人为本的乡村治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方案。如果没有技术维度的支撑,缺乏乡村治理的网络设施环境、资源整合平台以及相关的软硬件设施等,就会导致乡村治理内容缺乏精准性、治理决策缺乏科学性、治理手段缺乏高效性等问题。乡村治理的技术维度主要由技术安全、技术标准、技术集成、技术创新以及共享云平台等技术体系构成。技术安全体系是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底线保障,承担着保护乡村居民信息、使乡村居民享受安全高效服务的守门人作用;技术标准体系是利用信息技术将乡村居民需求服务标准化,通过对乡村居民多样化以及公共化的公共服务供需质量、供需数量标准等进行创建,为乡村治理提供高效精准的服务;技术集成体系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技术要素与具体治理内容相耦合,为乡村居民种植养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系统提供技术支撑;技术创新体系则是基于居民需求的变化从长久性、战略性视角出发,对乡村治理的信息技术服务预留出升级改造的空间,技术服务不应仅仅局限于满足当前需求,还应引导、超越需求;共享云平台系统则是将服务要素集成于一个云平台运行,通过建立政府内部以及主体之间的共享平台,打破治理主体间的数据壁垒和信息鸿沟,提升主体间的协同治理能力。技术维度依赖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并将这些现代科学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使其成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触发器,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优路径。
(二)内容维度
乡村治理的内容维度是指为实现乡村公共资源合理高效配置,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以及社会组织合理引导和适度规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块。内容维度是乡村治理发挥治理效能的核心环节。内容维度的价值功能在于合理配置乡村资源,不断激发乡村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渐进改善乡村治理的内容模块,高效回应乡村居民、社会组织、基层政府等治理主体的多样化、个性化、层次化的需求。乡村治理的内容维度必须以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个体的需求为基础进行综合考量,将多样化的需求内容打包整合为一个从大局出发、至要素落脚、至主体着力的协同互动、系统推进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而促进乡村治理发挥出善治的核心功能,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关键。乡村治理内容维度由乡村民主建设、乡村关系管理、乡村社会组织培育、乡村公民意识培养、乡村矛盾纠纷调解、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等层面构成。在我国,由于乡村区域位置、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同,其乡村治理实践的内容维度构成也略有差异。例如,国家层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应涵盖组织体系、基层自治机制、协商议事、阳光工程、乡风文明、乡村文化、法制建设、安全防控、纠纷化解、公共服务等内容。地方层面如广东省乡村治理实践内容维度以新产业新业态、基层治理格局、组织架构、议事机制、公共服务供给、乡村乡风文明为主要内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的“政治名片”,其治理内容涵盖了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建设、乡贤队伍建设、乡村环境整治、乡村反腐倡廉等。浙江省德清县乡村治理从政治层面、自身发展层面、矛盾问题层面对乡村治理的内容进行考量,囊括了党组织建设、产业建设、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生活条件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自治法治德治建设等内容,促使乡村治理内容更加精细化、全面化、高效化。
(三)机制维度
乡村治理的机制维度是指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乡村资源高效整合、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一系列体系和制度。乡村治理机制维度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在基层实践场域的功能延伸,正成为乡村治理变革的着力点之一。机制维度的价值功能在于通过综合协调、民主管理、共建共享、责任落实、长效投入、协同合作、考核督促等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有效回应乡村社会结构跃迁与发展的需求,打通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村民的主体地位和获得感,强化乡村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等主体间的合作意向,为重塑以人为本、平等协商、利益互通、互联互动的治理格局提供可参考遵循的体系和制度。随着城乡、工农关系的演化,农村社会结构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农村利益取向日趋多元化、利益博弈日趋白炽化、居民需求日趋广泛化、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而机制维度却显现出理念滞后、制度缺失、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发展以及乡村治理的效能,因此亟须廓清乡村治理机制维度的语义内涵以及维度构成。目前,多元协同、内生秩序、上下联动、评价考核、利益兼容、整体优化、“三治”结合、民主管理、基层自治等关键词内含于乡村治理的机制维度中。总体而言,乡村治理机制维度应强调顶层设计,培养前瞻性思维,结合乡村各地发展现实情境,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民主管理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资源长效投入机制、监督考核评价机制以及责任落实机制等乡村治理机制体系。
(四)保障维度
乡村治理的保障维度是指为解决乡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建立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乡村治理保障维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的底线基础,是乡村治理的平衡器、助推器和稳定器。保障维度的价值功能在于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和社会安置等一系列保障制度的实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保障乡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的实现,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合作供给,为实现乡村治理人本化、精细化、善治化目标夯实和谐稳定的保障基础。现阶段我国乡村保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建设的二元性、片面性、局限性导致其治理日益复杂化、困难化、碎片化。保障维度浮现出保障层次低、覆盖面窄、管理分散、社会化程度低、保障结构分割、保障内容残缺、主体责任界定不清等难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治理的持续性,因而亟须廓清乡村治理保障维度的语义内涵和维度构成。目前,城乡融合、社会公平、多层次保障、多元供给、全覆盖、保基本、兜好底、监督管理等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保障维度的高频词。总体而言,乡村治理保障维度应该加强顶层设计,结合乡村地区实际发展的客观需要,强化政府责任意识,优化乡村资源配置,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引导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建立内容完整、结构公平、责任明晰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质量标准
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标准化治理,构建乡村治理的质量标准体系,是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的长效机制。依据乡村治理的内涵和维度,遵循质量管理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乡村治理的质量标准应囊括以下方面:人本化目标、精细化运作、平台化服务、品质化效能、网络化行动,从而形成“人本+精细+平台+品质+网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有力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垂直整合,进而打破乡村治理中的机制壁垒和跨越信息鸿沟,持续满足乡村主体的多元需求,提升乡村居民美好生活体验。
(一)人本化目标
人本化目标是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繁荣、和谐善治的过程中,注重体现乡村居民的意愿,关注乡村居民切身利益,发挥乡村居民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真正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人本化目标可以促使乡村的社会治理更加有温度、热度、深度和力度,是衡量乡村治理效能的标杆尺度。研究认为,人本化目标既依赖于乡村治理的善治有效,又反作用于乡村治理模式的选择[14]。人本化不仅推动着乡村治理重视乡村居民的多样性需求,指导着我国乡村创新治理模式、完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改进治理能力,深刻影响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乡村治理模式契合度,而且是乡村治理改革的目标朝向。可以说,没有人本化目标,就相当于蒙蔽了治理主体的耳目,从而导致乡村治理效能难以实现。因此,人本化目标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质量标准之一。
在实现人本化目标方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价值导向,构建乡村人本化目标的政策设计,形成基于动员引导与居民反馈的人本化治理互动过程。一是听声知意,以问题为导向,以乡村居民需求为线索,基于客观实际,把问题解决在初始期,切实满足乡村居民的意愿和诉求;二是调动广大乡村居民的积极性,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发性和自觉性,使乡村治理真正“接地气”,得到切实的进步和发展;三是建立乡村居民目标人本化评价体系,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乡村居民对于人本化目标的评价,全面掌握乡村居民对于乡村治理的真实主观感受;四是聚智集力,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建立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服务平台,促进治理部门工作高效,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事务、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形成乡村居民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提升乡村居民的参与感,形成“一切为民”的治理理念和规范;五是落实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个性化、多样化建设,实现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直接的公共服务问题,提高乡村居民的满意度;六是运用居民满意度测评工具,例如Likert量表和SEM评测模型,通过对于满意度观测指标的统计与分析,制定乡村人本化目标的质量标准。
(二)精细化运作
精细化运作是指在乡村建设治理的过程中,基于系统化、清晰化的治理规则,运用现代化、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使各个治理主体及治理单元精确、高效、协调、稳定、持续地运作。精细化运作在提高治理效率、提升治理效能、创造治理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研究认为,精细化运作既受到乡村治理模式机制的主导,又反作用于乡村治理模式机制的创新。精细化运作不仅推动着乡村治理发挥基层政府的创造性、能动性,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调动乡村居民参与积极性,指导乡村治理以治理效能跃升为目标,以增进乡村基层治理的精准性为靶向,而且通过对乡村居民诉求的精准识别、治理主体的精确定位、治理流程的精细划分、治理效能的精益打造,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精细高效,更是乡村治理进程的行动指向。可以说,没有精细化运作,就等于车失双轮,鸟失双翼,进而导致乡村治理粗放,治理效能难以实现。因此,精细化运作也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质量标准之一。
在打造精细化运作方面,必须以“精细治理、长效运作”为价值导向,构建乡村治理的运作网络体系,形成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感知精准、指向精准、模式精准的运行过程。一是要完善乡村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进政府与乡村居民的横向沟通,开展精密契约式合作,建立政府和乡村居民之间利益网络兼容、知识结构互补的互动治理结构,保障乡村居民参与、表达和建议的权利;二是要厘清政府、市场、乡村居民等各方主体的职能,推进乡村治理的精细化运作,不仅要强化各方主体职能,还要依照资源合理配置等要求,对相关治理主体职能和权责进行精准化、规范化、清晰化的界定和梳理,实现权责清晰、集成联动、运行高效的治理格局;三是要重视府际跨部门的协同聚合,一方面要注重资源的配置整合、增强部门条块间的合作互动、提升综合高效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构建精细化运作的精准决策、协调合作、统筹联动的互动机制;四是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平台,治理平台是乡村精细化运作的纵向空间,政府应下放权力、精简环节、简化流程,以“化整为零”的研究思路推进乡村的精细化治理;五是要加强现代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优化整合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加快通用数据库的建设,依托先进技术整合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将精细、精准、精微延伸到基层末梢,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
(三)平台化服务
平台化服务是指通过对乡村数据进行融合化、数据化、信息化、流程化、标准化,解决乡村治理中底数不清、针对不强、效率不高等问题,为满足乡村居民需求、搭建多元融合治理模式提供必要保障而建立服务平台。理想的平台化服务能够打通乡村基层数据通路,为政府治理提供“空间可视”,实现各方主体数据融通,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治理的服务平台包括以下几个模块:一是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平台,涉及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采集、信息共享、信息管理等方面;二是网格化管理平台,涉及乡村问题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受理、问题派遣、问题处置、问题反馈、问题评价等流程;三是乡村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涉及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卫生、乡村文化等。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难以有效畅通运行机制、沟通协调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导致乡村治理效能难以提高,产生冗杂的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和经济成本。畅通沟通协调、运行、协同机制,必须引入平台化服务模式,将乡村治理的各个模块嵌入信息服务平台中。一是通过人机互动、人人互动,深入挖掘信息资源,拓展信息来源渠道,强化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互动,提升乡村居民的幸福感、体验感和满意度,促进构建乡村公共服务与乡村居民之间的自适应平台,对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行分层设置,做到精准识别、精确供给、精细服务;二是通过构建数据库、云平台,将政府治理、社会服务、村民自治集中整合于服务平台,建立以平台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载体,以村民为依托的联动机制;三是通过构建“可利用、能实用、会好用”的服务平台实现“和合、和众、和谐”的治理目标。
为了确保乡村治理平台正常高效运转,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信息服务质量标准体系。一是要制定信息安全防护标准体系,这就要求其平台所采用的技术必须是先进、安全、可靠的,能够保护乡村居民的信息安全;二是要制定信息分类标准体系,这就要求对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进行分类整理,并随之建立相应的信息模块,对于各个模块信息分层、分地域地存储调用;三是要建立数据采集分析标准体系,这就要求对信息分析采集的时间、深度以及广度进行优化,做到信息采集分析效用最大化;四是要建立服务供需双方互动响应标准,这就要求依据数据分析,基于乡村现实境况,制定层次化、动态化、开放化的互动响应标准,做到精准供给;五是要制定治理主体参与标准,这就要求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根据不同的治理主体制定差异化的参与标准,例如时间、频率、权重等,尤其要尊重乡村居民的主体地位。
(四)品质化效能
品质化效能主要是指在乡村社会的制度框架内,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商,依法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合理引导和制度规范,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保障乡村居民根本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品质化。乡村治理效能侧重于居民的体验感,因此,乡村治理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方面,涉及乡村公路、电力灌溉、危房改造、文化体育设施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涉及义务教育、卫生医疗、就业保障、公共卫生等;三是乡村社会活动方面,涉及文艺表演、体育活动、教育培训、老年娱乐等;四是乡村环境方面,涉及垃圾清扫、“三废”排放、污水处理、厕所整改等;五是乡村社风方面,涉及集体观念、社会治安、传统美德、村规民约等;六是乡村政务方面,涉及民意表达、议事制度、政务平台、民众参与等。
以上方面是评价乡村治理效能的基本内容。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乡村居民对于乡村治理效能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例如居民社会参与、社会救济保障、精神文化需求等,然而传统乡村治理效能的实现难以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因而品质化效能成为实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转型的重要选择。品质化效能可以促使政府依托于智慧化的治理工具来分析乡村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从而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细分乡村服务类目,优化乡村服务项目,为乡村居民提供定制式、菜单式的社会服务,真正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品质化效能还可以倒逼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解决治理过程中行政体系碎片化、割裂化的治理难题,打破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模式,推动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整体性、无缝性、联动性的行动矩阵体系,进而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与居民现实需求的精准匹配。值得注意的是,品质化效能还能为乡村治理模式选择提供方向标靶,有助于厘清不同治理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促进乡村治理模式更加精细化、高效化、专业化,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创新。
为了有效实现乡村品质化效能目标,必须制定相关的标准:一是要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主体的参与诉求表达机制,确保乡村居民的真实意愿、内在诉求得到关注;二是要依据现代信息技术制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方案选择以及决策的依据办法,可以借助决策树、智能表决等方法来实现;三是要设计构建乡村治理的360度公开透明的监督评价机制,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评价,促进乡村治理工作的实效化、契合化、品质化;四是要形成一切以乡村居民利益最大化、生活品质化为目标的乡村治理方案,通过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智慧化的治理工具、高效完善的治理机制,设计具有科学性、精准性、多样性,兼具普适性与针对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方案。
(五)网络化行动
网络化行动是指在治理乡村公共问题、处理乡村公共事务、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全面考虑乡村不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互动关系,采用多元协作、网络互动的方法,推进政府、市场组织、乡村居民等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到乡村治理、乡村服务中,形成共担职责,共享共同利益的网络状的交叉互动关系。网络化行动是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面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乡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复杂化,政府单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难以顺应时代潮流,网络化行动是乡村治理实现善治有效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提升不同治理主体的参与度,形成多元主体统一有序的治理行动格局,才能理顺主体关系、重建主体信任、整合社会资本、实现优势互补,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需求。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通过角色定位、技术互联、机制构建等将不同主体关系转变为健康有序的网络化的行动协作关系。具体而言,一是要明确不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国家主体,承担着指导、引导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体,扮演着参与者、补充者、互动者的角色;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治理的行动者,也是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是实现乡村自治的核心要素。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责划分应该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确保各方主体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要树立数据治理理念。要营建和完善乡村大数据平台,发挥其信息搜集、信息分析、信息交互、信息共享等功能,坚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等理念,塑造功能人性化、操作简易化、服务便利化、治理高效化的治理平台,构建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其他主体间的数据共享业务服务平台,为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网络化行动提供技术支撑。三是要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网络化行动协作机制的构建。要建立平等合作机制,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是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而非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要能够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参与性、主动性,进而制定参与互动机制、网络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科学技术的支撑以及机制的建设,促进网络化行动的有效落实。四是要优化乡村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环境,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律制度明晰多元主体职能定位,厘清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多元主体间共同规则的塑造,达成共识,产生自主行为,避免单中心的主导,也可减少新生主体的越权和失范,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有效。
五、结语
通过从技术性角度、功能性角度、结果性角度、价值性角度界定乡村治理的本质内涵,本文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模式,乡村治理在从一元到多元、从割裂到融合、从效率到效能、从公平到共享四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内涵向度转换。透过内涵向度转换可以明确,乡村治理具有双重属性:内涵式治理和外延式发展。内涵式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根本,源于乡村居民的内在需求,居民为了满足自身需求,采取协同合作,建立相关体系机制,逐步形成长效性的乡村发展路径。外延式发展则是立足内涵式治理的基础之上,是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模式的由内而外的拓展,一方面体现为乡村服务项目内容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的高效化,另一方面体现为乡村治理的外部性效应。
乡村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推动乡村的内涵式治理和外延式发展,全面激发释放其潜在价值,最大限度满足乡村居民需求,必须以乡村居民的公共性为价值依归,进行长效化的内涵挖掘、体系创新、利益整合、内容优化,尤其要从技术、内容、机制、保障等维度深刻理解乡村治理的本质规律,以人本化目标、精细化运作、平台化服务、品质化效能、网络化行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质量标准,构建基于“人本+精细+平台+品质+网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乡村治理体系。
未来乡村治理的重点应着眼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承载着乡村治理的基本治理功能。因此,必须以乡村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科学采集乡村居民需求信息,动态跟踪居民需求变化,明确乡村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治理规范、治理模式,确保乡村治理的高效性、精准性、全面性和长效性,不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持续推进我国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

期刊简介

主管单位: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2-736X
国内刊号:CN 45-1006/C
邮发代号:48-47
(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1.297
(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0.607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投稿邮箱:ggyzl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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