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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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的核心特征探究——基于两类“明星村”的调查思考

  

 

摘要:全国各地正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出现以“统”为特征的传统型集体经济和以“股份”和“合作”为特征的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对传统和新型两类“明星村”的调查发现,干部群众对集体经济的认同感差别较大、共识并未形成。不同实现形式的集体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相同的: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的基础之上;标志性特征是代表村集体的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说了算”、有实质性集体收入;根本特征是四位一体的共同性,即共同信念、共同所有、共同生产、共同享有。
关键词:集体经济,“明星村”,共同性
Abstract: All over the country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form of collective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unification" and th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shares"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new types of "star villa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 have different sense of identity to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consensus has not been formed.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different forms of realization are the same: it is based on the local production factor resources; The symbolic feature is that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ves or joint-stock economic cooperatives) representing the village collective "say the last word" and have substantial collective income; The basic feature is the commonality of the quaternity, that is, common belief, common ownership, common production and common enjoyment.
Key words: collective economy, "star village", commonality
摘自《改革与战略》杂志,知网收录。
近年,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工作。特别是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贫困村“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1],促使全党、全国重视和加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国家扶贫系统在对贫困村脱贫验收中,专门对“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出了指标性要求①。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但是在实践工作中,一些地方干部对集体经济的理解并不一致,对集体资产的处置,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集体经济收入的统计、分配、积累等工作可谓“五花八门”;群众对发展集体经济的态度也不一致,不关心和“一头热”现象还比较普遍。出现这些情况,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集体经济”①还未形成共识。本文基于对两类“明星村”的调查,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要件和特征,同时对基层实践中的一些做法进行分析。
一、理论界对集体经济内核和特征的认识
“集体经济”一词是从15世纪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合作经济”思想演化而来的。在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实践和发展下,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新中国70年的建设史中,亦是如此,既有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经济形式,又有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经济形式,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合作经济形式和村级股份合作经济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实现形式、生产经营实现形式、分配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使人们对集体经济要件和特征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王景新[2]认为,集体经济是与小农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部分群体共同所有、实行多种形式经营、按劳动贡献和生产要素相结合分配剩余的公有制经济”,其内核和本质是“土地及其他资产共同所有、多种形式经营、按规则分配剩余”,它兼有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双重属性。徐勇[3]69,175-177,186-187则认为,集体经济是与个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并不直接等同于集体共有经济”,“并不直接等同于共同产权、共同劳动和共同收益三位一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等同于共同劳动”,“并不等于仅仅只有集体成员参与的经济”;基于此,他定义“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在集体共有资源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收益”和“共同”是其双重价值体现。高鸣和芦千文[4]认为,土地集体所有是集体经济的内核,他们从组织形式角度归纳了集体经济的特征,如“集体经济组织与相应层级的政府组织或治理主体重合”“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多种职能”“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企业化改造,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上述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对集体经济的土地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经济积累和财产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达成了共识,但另一方面对集体经济的内核和特性归纳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经济中不断融合创新,集体经济的特征也将随之变化,将带来人们对集体经济的认同感的更大差异。例如,林光彬[5]认为集体经济的特征是“利润共创、风险共担、实现共同富裕”,强调其共富价值。笔者认为,“集体经济”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可能因不同实现形式而有不同界定。这些不同实现形式一般是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展开的:(1)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2)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体性收入;(3)集体经济的分配形式。这三个要素是紧密相连、混合而生的,如果能体现出共同性,那么此种经济即是集体经济。
二、两类“明星村”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经济认同感的差别
2018年7月以来,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全国两类集体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明星村”进行了跟踪调查。第一类“明星村”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宣传的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部分村庄,有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漯河市源汇区的干河陈村、新乡县的刘庄村、濮阳县的西辛庄村,湖北省洪湖市的洪林村、嘉鱼县的官桥村[6]。这些村庄中有仍然坚持走“传统集体化道路”的(如南街村、刘庄村、西辛庄村),以“统”为特征;也有过去走“传统集体化道路”,现在转轨改革走“新型集体化道路”的(如官桥村),以“股份”为特征。第二类“明星村”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宣传的[7],以及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部分村庄,有湖北省京山市的马岭村、武汉市的童周岭村、鄂州市的峒山村、红安县的柏林寺村、麻城市的石桥垸村、英山县的龙潭河村,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和大坝村、水城县的野玉海村,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战旗村、先锋村,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浙江省义乌市的何斯路村。这些村庄,在乡村建设中各有特色、获得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如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等,有的村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考察过的样本村,如峒山村、战旗村,它们常以集体经济发展较好为典型得以在全国宣传报道。以“合作”或“股份”为特征,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道路”①,是中国当前大力推广的农村集体经济建设模式。
存在即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论以上两类村庄走“传统集体化道路”还是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总体上都取得了较好效果,如村集体收入有了快速增长,积累了较大数量的集体财富,村民享受到了集体分红。可以说,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农村“家户经济”之外的重要经济形式。童禅福[8]认为这两类“明星村”走的都是成功的道路。
但在实地调查中,两类“明星村”的干部和群众对“本村建设的是否为集体经济”,以及“集体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在第一类“明星村”中,乡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大多认为他们建设的就是集体经济,坚持了社会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前的差别不太大;“统”是他们建设的集体经济的根本特点,如果没有生产和分配上的“统”就谈不上集体经济;干部群众对他们所建设的集体经济自豪感也比较强。但也有个别村,部分村民对当前本村正在进行的转型改革,如集体资产再配置、推行股份制、区分村集体成员身份等,抱有较大意见,认为这些改革导致本村建设的不是集体经济,而是推行“私有化”,搞“个体经济”或“家族经济”。在第二类“明星村”中,乡村干部对集体经济的认同感较强,认为集体经济就是这种样子——以“合作”或者“股份”为特征,以专业合作社或者现代企业来代表“集体”。然而,村民对本村所建设的集体经济的认识并不一致,有超过70%的农民不认可,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干部(个别人)经济”或“家族经济”,调查中很多村民以微笑不语或摇头否定了干部们宣传的“集体经济”。这些不认可的村民,大多以改革开放前“大集体”时期的集体经济特征来对照评价当下村里的经济建设。因而,在这类“明星村”中明显能观察到村民并不十分关心集体,集体经济建设出现干部“一头热”情形。调查中还观察到,各地正在推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清产核资、折股量化、确权颁证、资产处置等环节均出现了一些致使集体资产流失、集体经济“搞没了”的风险情形,一些集体资产被“合法化”地确权到私人或非本地村民手中。要纠正当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有必要对集体经济的共性和核心要素进行总结。
三、集体经济一般要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
讨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思想观念认知下的集体经济要义和特征,首先要明白集体经济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的。这些要素是摒弃了历史和社会制度之后的生产资源。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界定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这首先也是强调了集体成员对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进行利用。因此,集体经济应是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形态有生产型和投资型两种。
生产型集体经济,是经济组织在当地(本村)、全部生产要素资源在当地所形成的产业经济。它可以由本村经济主体或外来经济主体来组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三次产业融合的相关经济活动,例如,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村集体兴办制药厂、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峒山村合作社种植蔬菜、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村集体修建“乡村十八坊”和打造农旅结合田园综合体,这些都算得上生产型集体经济。当前,全国大力推广“引进外来企业”发展乡村经济,例如笔者考察过的贵州省安顺市宋旗镇创新村,引进三家企业种植蔬菜、蘑菇,其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甚至劳动力都是由外来企业提供的,仅仅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空气、气候等),是“资本下乡”的一个典型。笔者认为,这种经济不能笼统地称为“集体经济”,如果当地村集体参股没有超过10%、不能掌控企业经营管理权、仅仅获得部分“集体收入”,则它只是现代农村投资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投资型集体经济,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如村资金、村土地、村房产)参股投资到其他企业主体或其他地区,并能掌控股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经济。这种集体经济形式在中国东部工业化农村比较普遍,如资产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投资或金融投资等,是新型集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前述的贵州省宋旗镇创新村,如果村集体参股控股超过10%、能掌控外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则也算是投资型集体经济。笔者考察过的两个“明星村”——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和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前者近年频频“进城”“出省”到其他城市投资设立门店、建民俗小镇[9];后者也走出乡村到武汉市投资文化教育,建成武汉东湖学院[10],获得较大数量的资产和收入;这些都是投资型集体经济形式。
为什么要强调集体经济应该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这是因为集体经济产生的初始原因是为了解决农村本地生产要素分散化、产出效率较低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诞生的传统集体经济,到21世纪初部分乡村改革出现的新型集体经济,首要目的就是把当地分散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聚集起来,发挥其规模效应,提高其经济产出效率。因此,“集体经济”首先是一个与“家户(个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然后才是与基于国家治理和民主政治产生的“私有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可以说,集体经济的自然属性是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是建立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仅仅强调集体经济概念的社会属性,忽视其自然属性。
我们观察到,一些“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已经从生产型阶段发展到投资型阶段,既是成绩也是风险所在。因为在投资参股控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集体资产流失问题,也容易加速乡村资源外流,使其再次成为城市经济的附庸,致使当地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受限。当前,党和国家提出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初始目的就是盘活农村资源要素,巩固和发展农村公有制经济[11]。如果乡村本地生产要素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项制度改革就失去了意义,集体经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强调集体经济应建立在对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利用的基础之上,是为了界定集体经济的地域边界,确保产权边界清晰、集体资产不因行政区划调整而流失。乡村集体与股份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乡村集体具有地域边界,导致其成员资格的“封闭性”;而股份公司的地理空间边界和成员资格条件则要宽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资本下乡”和“乡村进城”经济更多的是一种投资型经济,而不是一般的生产型集体经济的原因。现阶段,我们要大力推广利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而形成的生产型集体经济,对于高级的投资型集体经济则需逐步有序推进。
四、集体经济的标志性特征是村委会“说了算”、有集体收入
集体经济的形成建立既有自然基础,也有社会基础,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之上的,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它能创收、能为农民增加福利;若没有代表集体的实体性组织掌控乡村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各环节,也没有实质性的集体性收入,这则是一种“空壳”集体经济。
(一)集体经济应由村委会掌控经济活动的各个重要环节
正如资产的所有权要有一个实体组织来实现、不能虚置的道理一样,集体经济不是空中楼阁,须有一个组织或者机构来掌控和实现。这个组织,可以是村委会,也可以是村委会下设的现代企业,或者村委会的替代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从现实上看,集体经济的组织架构大致如图(略)所示。
很多学者对村级三个组织——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行过阐述,有主张“政经分离”“村社分开”的,也有主张“政经合一”“政经相嵌”的,还有主张“三合一”“党政统合”“党政统领”的[12-20],争论一直不断。笔者认为,在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领导的前提下,集体经济的发展治理工作要由村委会来承担。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治理组织架构中,一定要强调村委会的经济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村委会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社会治理组织来对待,被作为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一个标志物来对待,并没有赋予其经济职能,不能进行工商行政管理登记。同时,一些乡村的村委会和村党委会这“两委”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村委会的作用不大,其职能被村党委会接替。近年来,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村委会主任和村党委书记“一肩挑”,客观上容易造成“两委”的职能区分不清,导致集体经济活动受到干扰。笔者主张集体经济应由村委会“说了算”,由村委会来治理和掌控村集体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这个提法不是要削弱村党委的领导权和组织力,而是为了强调所有村民能够在集体经济活动中共同参与、共同分享。
2018年6月,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18〕4号),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进行登记赋码工作,明确说明能够担负农村经济职能的组织是“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或份额的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而成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它们是村级的特别法人,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同时,该通知还要求对已经取得组织机构代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换证赋码和变更登记。该通知为村委会、专业合作社、现代企业等原来取得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组织代表村集体行使经济职能奠定了法律基础。
现阶段,一些中西部山区乡村还没有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量化折股、成立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工作。因此,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村委会的经济职能,由村委会代表村集体来掌控相关经济活动。为什么要强调让村委会来掌控集体经济活动的各环节?这是因为近年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组织以“集体经济”之名吞并侵占集体资产,把“集体”变成了“个体”和“私人”的现象。笔者考察过的部分“明星村”,村民对村干部开办公司、开办所谓的“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很大,认为这是把“公家”(集体)办成“自家”(私人)。如果该经济组织归属于村集体,虽然经营活动由少数人来决定,但村委会能够掌控重要环节,而且大多数村民能够参与和知晓,并能从中分享收益,也就避免了集体资产流失、集体经济“搞没了”的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如何处理村“两委”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村委会可以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合并为“一套班子两个身份”: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是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是村委会。至于村党委会,则主要负责基层党组织工作,对集体经济的运营、收入分配等重大环节进行指导和监督,不能代替村委会或股份经济合作社作出经济决策。对于那些村委会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分开设立的乡村来说,村委会要派代表进驻经济组织内部,以集体股东的身份监督该组织的经济活动,保证村委会对集体经济的掌控地位。
(二)集体经济应有一定数量的集体性收入
集体经济不是“沉睡”的集体资产的集合,而是能够带来收入和利益的一种经济。在对两类“明星村”的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看法不一:干部们认为“发展态势很好”——集体经济雄厚、集体资产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村民们认为“发展一般”——没有什么集体性收入、年终没有什么分红。这就提醒我们,集体经济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应该是集体收入,而不是集体资产。
集体经济首先是代表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包括资源型资产(土地、房屋等)、经营型资产(铺面、厂房等)、货币型资产(资金、债券等)等。在中国,农村凡是归集体所有的资源型和经营型资产,基本上是“死的”、流动性弱的。特别是山区,村集体拥有土地资源,如果“沉睡”未利用、未能创造出价值,那么,这种集体经济就毫无意义。一旦利用了这些资源,例如前文论及的“明星村”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把分散到户的土地“流转”集中起来,交由外来企业经营,村集体因土地所有权而获得集体性收入(当然,农户因承包权流转而获得租金),这部分集体性收入可以统计到“集体经济”中,而那些农户流转收入则不宜统计为“集体经济”,它们是“个体经济”。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把“袁家村”这一品牌资产量化折股或者直接将集体资金入股到其他企业之中,获得了集体性收入,可以归纳为该村的“集体经济”,而那些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和创造的全部价值,不能人为统计到袁家村的“集体经济”之中。
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把“集体经济”当作统计大箩筐,把那些根本没有向村集体缴纳过一分收入的经济体所形成的经济统统归为“集体经济”,造成“集体经济”与“集体收入”两个数值完全不匹配,也造成了群众的误解。上述案例表明,集体经济包含了集体资产、集体收入两个维度的指标,集体收入是集体经济的核心指标;没有收入的集体资产,仅仅代表的是一种集体产权。一些“明星村”能够发展治理好集体经济,就是善于将“沉睡”的集体资产盘活,因此获得了集体收入,使得集体资产和集体收入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也使村民获得了更高的个人收入,把个体经济也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徐勇[3]186所说的“集体经济并不直接等同于集体共有经济,它还包括集体所有权基础上的集体成员的个体经济”。
五、集体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具有四个共同性
新中国历史上,集体经济出现过多种实现形式,例如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集体”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经济,以及21世纪以来以股份合作为特征的“新型集体经济”。笔者调查过的两类“明星村”,分别展现了传统集体经济和新型集体经济的特征。它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可能各有特点,但均有四个共同性:共同信念、共同所有、共同生产、共同享有。
(一)集体经济建立的基础是有共同信念
一个村庄可能有多种经济主体,如农户、专业合作社、企业,以及代表村集体的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时还有非经济主体组织,如村委会、村党委会、其他社会组织,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或者说发展经济的目标可能各有不同,但只有为了整个村集体,而不是为个人或企业,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区别于小农经济或家户经济,其依赖基础就是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信念是共同的,或者说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信念和价值观是:为村集体创造财富,财富由全体村民共享,为全体村民增进福利,共同致富。如果没有这种共同信念,仅为私人,集体经济必然会被搞垮,最终沦为“个体经济”或“家族经济”。笔者调查过的两类“明星村”,大多有多个经济主体,往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集团公司同时存在,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别担任几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在这种情形下,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们如果没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观为村集体创造财富,只想为自己的企业和家族谋利益,那么这种集体经济将不会为群众所认同,最终也将走向“个体经济”或“家族经济”。
(二)集体经济是共有、共营、共享经济
首先,集体经济是共有经济,即该经济是由全体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也就是所有权归集体,这是集体经济建立的社会基础。其次,集体经济是共营经济,即全体集体成员共同参与,有组织地、有序地进行生产劳动经营的经济。当然,集体成员的共同劳动可以是分工不同、规模不同的,但每个成员都是集体性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员。最后,集体经济还是共享经济,即集体收入在全体成员中进行分配,利益均沾,分配权归集体;至于是采用“统”的形式分配,还是采取“股份”的形式分配,则由乡村自己选择。这是区分“传统”和“新型”集体经济的主要特征所在。共享中是否拿出一部分收益用于激励组织者或者带头人,也是由各地自主选择;但要强调代表集体的组织,集体收益至少要占总收益的80%。
(三)三“共”特征与“三权分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上述共有、共营、共享三个“共”分别阐述了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它与现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是紧密联系的。“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由承包者经营,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合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劳动力外流,农户们承包土地后并没有经营(而是出现抛荒撂荒、流转出租现象),现在要让那些没有承包权的人能够生产经营,搞活经营权。也就是说,“三权分置”的初始目的是搞活经营权,把土地效能发挥出来,让经营土地的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它的初始目的并不是让土地的所有者——集体获得更多收益。
“三权分置”中并没有单独划出分配权,是把分配权跟所有权自然合一了,谁所有谁就有分配权。问题是,如果“三权分置”后,所有权比较虚置,经营权得到强化,那么,收入分配就跟经营权联系紧密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村,一些企业或者经营主体获得集体所有的土地(例如从农户那里流转而来的)后,根本不愿意上交一部分收益给集体(最多是给农户一定的流转租金)。因此,笔者强调三个共同不可分割,强调共有、共营与共享三者的联结,不至于将经营权搞活了、所有权搞虚了、分配权搞没了。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三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搞活经营权的重要性,忘记那些生产要素资源集体所有权背后的分配权,或者说集体经济的共享性,因而出现了侵害集体利益、成员难以共享改革红利的情况。笔者在对两类“明星村”的调查中观察到:一些乡村借集体之名、行个人之实来发展产业,其生产要素是集体的——共有;也成立了经济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其实是把其他农户土地等资源流转进来)——共劳;也有一部分村民享有收入(流转租金)。然而,这种“集体经济”建设模式得不到群众的认可,认为搞的不是集体经济。究其原因,一是该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没有共同信念,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二是该收入不是由所有人来分享,一部分人能够分享到较多收益、一部分人不能分享到或分享到较少收益,形成较大的收入差异,收益权与所有权不匹配。
总之,笔者认为,集体经济是建立在当地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之上的,由代表村集体的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有组织的、有序的生产或投资活动,为集体创造货币性收入,并能共享收益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由多种组织形式、生产经营形式、分配形式来实现,只要能够体现共同信念、共同所有、共同生产、共同享有的四个共同性,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

期刊简介

主管单位: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2-736X
国内刊号:CN 45-1006/C
邮发代号:48-47
(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1.297
(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0.607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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